王师傅在机械加工车间干了三十七年，今年五十六岁，离他2026年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。车间里的噪音和油污伴随了他大半辈子，如今他的腰和膝盖都不太听使唤了。他常对工友说，要是工龄满了三十五年就能自愿退休，他当天就交申请。但现实是，他只能一天天熬下去。
根据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决定》，退休年龄正在逐步往后挪。到2026年，男职工的基准退休年龄已经不再是整六十岁，而是大约六十岁零几个月。政策里有一个“弹性提前退休”的口子，允许职工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后，最多提前三年退休。
但这个口子有一道明确的底线：提前后的退休年龄，不能低于原来的法定年龄下限。对于普通男性职工来说，这个下限就是六十周岁。这意味着，即便王师傅工龄达到了三十七年，他最早也只能在五十七岁左右申请退休，五十五岁退休的愿望，在现行全国性政策框架下，目前还无法实现。
能够绕过这条年龄底线的，是另外几类人。一类是像老张那样的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。依据《公务员法》，工作年限满三十年，本人自愿申请并经批准，就能提前退休。另一类是特殊工种的职工，比如从事井下、高空、高温、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，男年满五十五周岁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，连续工龄满十年，也能申请提前退休。
这种差异，让很多在企业一线干了大半辈子的职工感到不平衡。同样是为社会工作，同样缴纳社保，为什么仅仅因为身份或岗位不同，退休的门槛就截然不同？ 一个在办公室工作了三十年的公务员可以申请退休，而一个在车间流了三十五年汗的工人却必须等到六十岁以后。
这种“双标”的存在，让“不看年龄看工龄”的呼声显得尤为迫切。工龄，意味着一个人实际向社保体系缴费和贡献的年限。一个从二十岁工作到五十五岁、工龄三十五年的职工，其累计缴费年限远超十五年的最低要求。支持者认为，他们已为养老基金做出了足额甚至超额的贡献，理应获得更多的自主选择权，而不是被一个统一的年龄数字卡住。
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。例如德国实行“缴费满四十五年可提前领取全额养老金”的制度，将退休选择与个人缴费年限紧密挂钩。这提供了一种思路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，政策可以更精细地衡量个人的实际贡献，而非仅仅依据出生日期。
事实上，政策的微调已经在局部发生。2026年，山东、四川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十个省份，启动了针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弹性退休试点。在山东，建筑、环卫、制造业等一线重体力行业的职工，只要养老保险缴满十五年、累计工龄满三十年，就可以申请提前退休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“不得低于原法定年龄”的限制。 这被看作是对“工龄”价值的一种区域性认可。
如果在全国层面，为所有工龄满三十五年的职工打开一扇自愿退休的门，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变化。对于个人，像王师傅这样的劳动者，或许能早几年从力不从心的岗位上解脱，有机会调养长期劳累的身体。对于企业，这有助于自然更替劳动力，为年轻人腾出一些岗位。对于社会，可能缓解部分行业“老员工退不下、新员工进不来”的结构性矛盾。
当然，这涉及复杂的精算平衡。提前退休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变长，同时缴纳社保的时间终止，会对养老保险基金形成支付压力。这也是政策设计必须审慎权衡的核心。目前的弹性退休制度，通过“提前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，不会打折”和“鼓励晚退多得”的机制，试图在个人选择与基金可持续之间寻找平衡。
退休年龄的延迟是一个确定的趋势，旨在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让那些已经奉献了足够长时间、身体可能无法支撑继续高强度工作的劳动者，有尊严地退出劳动力市场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民生议题。工龄，作为衡量劳动贡献的一个直观尺度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，应该成为退休方程中一个更有分量的变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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